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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访延寿县三名越狱犯家庭:不愿被家人提及的名字

发布时间:2014-10-13 15:05:48我要纠错【字体: 默认 】【打印【关闭】

据劲彪新闻报道 9月,再次踏上去往距离哈市200多公里延寿县道路。哈牡高速零公里卡点处,没有了手持枪支的武警的身影,过往车辆不必再打开后备箱一一接受检查;延寿县看守所门前,门口排成队的警车如今都已撤走,每一个村庄都如9月2日前一样平静。时常在村头聚会、唠家长里短的女人们,也都戴好头巾跟着丈夫到自家地里去干农活。如果不是刻意提及,这里的人们似乎已经忘记,20多天前,这里曾有3名在押人员从看守所内越狱。

李海伟——父亲口中的“那小子”

9月24日,延寿县越狱逃犯李海伟被抓获的第20天。

傍晚时分,夕阳的余晖悄悄洒进六团镇奎兴村高家屯,屯子东边有几户人家内已经升起了炊烟,锅里热乎的饭菜正等待从地里回来的人们。半个小时后,屯内安静的道路上,响起了拖拉机的声音,被车轮卷起的泥飞了起来,车上的男人们个个面带笑容,看来今天又是收获的一天。

李海伟被抓后的20天内,李军海13日去了一趟哈尔滨为儿子申请精神鉴定,无功而返后他就像其他村民一样,将自己的身影埋进了一望无际的稻田中。一件迷彩外套,一条绒布裤子,左腿裤脚处破了一个大口,一双绿色的胶鞋,抱着一捆苞米秸秆,在这些陆陆续续往家赶的人中也少不了李军海的身影。把秸秆放在门口,打开院门,相比邻居家热闹的场景,李军海的院子里没有狗,也没有鸡鸭,只有一辆停放了很久的拖拉机。

“你知道那小子在哪吗?”李军海见到记者后说的第一句话。20天内,这是李军海心里唯一的一个问题,而李军海口中的“那小子”就是儿子李海伟。

走进李军海的家,厨房内两侧各有一个灶台,东侧灶台上放着李军海托邻居买来的4天的干粮。厨房左侧一个木制的碗架,上面杂乱地摆放着两把菜刀、调料瓶,地中间摆放着一口大缸和烧火用的玉米秆。他熟练地剪下一块玻璃丝袋子,先将炕烧热。今天的晚饭是4个馒头,一盘中午剩的豆腐炖土豆。李军海瘦弱的身影在这个不大的厨房中左转转右转转。动作如此娴熟,丝毫不影响他与记者的交谈,虽然不愿再过多提及“那小子”,但他依旧想知道儿子现在在哪。

村里的夜晚比城市的夜晚来得突然,黑夜中的高家屯除了偶尔传来几声狗吠,几乎听不到其他杂乱的声音。把饭菜端进屋里后,用手搓搓布满皱纹的脸,忙碌了一天的李军海终于安静地坐了下来。就着屋内暗黄的灯光,他拿起一个馒头,三口就吞了下去,也许是太着急了,李军海放下了手中的筷子,抬头看看正前方的电视。“以前家里的电视都是他霸占着看,我都看不着,现在好了,那小子出事了,我的电视也看到头了。”从李海伟3月份进入看守所以来,李军海屋内的电视几乎就没再打开过,如果实在想看电视了,他就去邻居家坐一会,看完天气预报就回来,最多不超过半个小时。李海伟被抓后,李军海就没再去过,他说他有很多活要干,没有时间,现在大家干活都累,也不想打扰别人休息。

每天凌晨3点,当疲惫的村民还沉浸在甜美的睡梦中,李军海的一天就开始了。从19日起,李军海的日子就进入到了这样一个循环,因为家里的50多亩地,如今都要靠他一个人、一双手来完成,儿子结婚时欠下的4万元外债也要由他一个人来还。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,至少还需要一个月的时间,地里的活才能全部完成。

李军海说:“以后就我一个人了,我不干能咋办。”从李海伟结婚到越狱前,李军海的心里十分恨这个不争气的儿子,以致现在在外人面前提起李海伟,他都以“那小子”相称。

李军海回想起,2012年的一个夜晚,正在屋内睡觉的他突然听到西屋传来儿子与媳妇争吵的声音,李军海起床去询问缘由,打开房门刚刚说了一句“大半夜的你俩打什么仗啊”,李海伟突然停止与妻子争吵,几步就迈到父亲面前,抡起拳头就砸向李军海,李军海没有还手,任凭儿子打够了就不打了。李军海的两颗门牙就是在那次被打掉的。此后李海伟的脾气也越来越暴躁,为了避免与儿子发生冲突,全家人从那以后都很少再说话。“那小子爱喝酒,品性跟他妈一模一样,他有精神病,行为和语言都和别人不一样,不能正常沟通。”

一家人虽然住在同一檐下,但却过着各自的生活,李军海说这是家里有两个灶台的原因,东侧的是那小子的,西侧是自己的。“那小子结婚两年后,我们的日子就分开过了,平时做饭也是分开的。他偶尔去趟地里也是有目的的,扒完苞米卖了钱,要是给老婆孩子花我也就不说啥了,但他偏偏不干正经事,把钱全都糟蹋了。”李军海说就连过年家里也是冷冷清清的,他已经不记得自己多少年没吃过饺子了。

可自从李海伟越狱到被抓,这个父亲的心一下子又软了下来。对于李军海来说,他更希望儿子李海伟还是小时候的样子,听话、懂事,跟在父母的身后。“如今已经变成现在的样子,不等了,再等他也回不来了,但愿还能活,活着就好。”

2014年3月,李海伟进了看守所后,李军海没再进过儿子的屋。李海伟房间窗台上的三盆花已经枯萎,门口摆着一台洗衣机,屋内衣柜的门敞开着,里面杂乱地放着几件从前李海伟穿过的衣服。墙上挂着他与妻子的结婚照,还有儿子一周岁时的照片。李军海说:“人都不在了,还养花干啥,死就死了吧。想孙子了就去县里看看,光看照片也没用。”

李海伟越狱后,李军海对儿子再不抱任何幻想,他只奢望能再最后见儿子一面。“唯一的儿子回不来了,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,可日子还得继续过,不能因为他我也不活了啊,我还有个孙子,可爱的小孙子,他是我唯一的希望了。”李军海目前唯一的心愿就是尽快干完地里的活,多挣些钱。再过几年他的小孙子就要上学了,作为爷爷的他希望能给孙子多攒些钱。

晚饭过后,昏暗的灯光下,李军海对着已经很久没有打开过的电视默默发起了呆。沉默了良久,他突然起身走到床前,从布满灰尘的外衣兜里掏出手机,借着昏暗的灯光,李军海拨通了儿媳的电话。几秒钟后电话那边传来一声“爸”,李军海“嗯”了一声,随后便是小孙子的声音。

“爷爷”

“嗯”

“爷爷,你晚上吃的什么啊?”

“馒头,还有土豆和豆腐,你吃的啥啊?”

“爷爷,妈妈给我买葡萄吃了”

“我买了6个西瓜,可便宜了。街里那边的贵,你想不想吃?”

“不吃了,没啥想吃的”

……

“不唠了,该睡觉了,明天还得早起干活呢”

李军海期待白天的到来,把自己的身影埋没在忙碌中时,他就会暂时忘记让他又爱又恨的“那小子”,今后他将独自一人支撑起这个只有他一名成员的家庭。

高玉伦——母亲称他为逃犯

对于一名母亲来讲,当谈论起自己的儿子时,说出一句“别叫他名字了,就叫他逃犯吧。”时会是什么样的心情,是否可以想象当时那眼神中流露出的无助以及逐渐低下的头。

时隔一个多月,再一次来到这个安静的村落,与上一次相比,村子里少了紧张的压抑,多了些活气。民房间的小路上是刚刚丰收过的稻谷,正平铺晒着太阳,水沟里的大鹅时而鸣叫时而踱来踱去,收获的季节,村民们脸上挂着笑容忙碌在田地之间。唯独在这座村庄北部的一间民房前,一位老妇人坐在门槛上,静静地望着远方。她就是冯桂兰,高玉伦的母亲。

路过这里的村民有的人说,“她耳朵聋了,得喊出来她才能听见。”也有的人说,“她不爱说话了,自从‘大伦’进去以后她就不有说有笑了。”所有人都同情她,作为母亲,一位平凡的庄稼人,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所承受的是任何人都不敢想象的一切。

走近她,好似很难进入她的视线一样,她的双眼始终望着一个方向,完全不会在意到这个方向上出现了什么。都说“养儿能防老”,她有四个儿子,曾经一度让她感到骄傲。自从高玉伦的妻子去世后,老人便搬到了这里与他同住,日子虽然平淡,却很充实。农忙的时候,家里的活都是老人干,地里的活都是高玉伦一个人做,等到农闲时,家里便不用老人操心,和平常的庄稼人的生活别无他样。没什么事的时候总爱去别人家串串门,同村里的乡亲们聊聊家常,去小卖部摸上几圈麻将。可一切的祥和都终止在2013年12月。当得知自己的儿子用刀捅了人之后,她的生活都天翻地覆。“自从他犯了事以后,啥心思都没有了,饭都做不了,喘气都费劲。”冯桂兰这样说。

高玉伦被抓后的这近一年里,老人没有一天不思念之前与他生活在一起的美好。得知了被判处死刑之后,老人也替儿子余下的日子做着计时。盼着“那天”慢点来,就让他们母子俩仍能看见同一个太阳,同一弯月亮。

9月2日,当得知高玉伦从看守所中越狱的消息时,老人本就濒临崩溃的神经最终没能经得住又一次的打击,一股心火涌上来,被家人送到了县里的医院,在高玉伦逃亡的10天中,老人多次向家人和守在医院的警察询问高玉伦的状况。村里的乡亲来医院看望她,有的人安慰她说:“放心吧,大伦抓不着,指定能跑出去。”对此,老人只是苦笑。在她看来,更希望警察能尽快将他抓捕,这个季节的田地里,夜里的温度低得让人无法忍受,再加上几日连绵的秋雨,天罗地网的巡捕,儿子能吃什么,穿什么,甚至是否还活着,才是老人一直惦念的。

得知儿子被捕后,老人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,可这样的松弛没坚持多久,换来的便是更加沉痛的想念。“完了,这下怕是回不来了,少了个儿子,活着都没啥意思了,也不知道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。”

在表明来意之后,冯桂兰老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。在老人的带领下,我们走进了这个农家小院。在农村流行着“想看这家是不是过日子人家,就看柴火垛利不利索”的说法,老人家里的柴火垛整整齐齐地堆放在院子的西面篱笆旁,东面的仓房前有些生活杂物也堆放整齐,在房的后身,有一片地,面积不大,但上面已布满荒草,听老人说,“高玉伦没出事之前,这片地种的菜都是他收拾的,啥菜都有,很方便,这人进去了,就没人拾掇了。”

走进屋内,传统的北方农村民房的格局,进入门口先是一个厅,然后是“西屋住小,东屋住老”,虽然距高玉伦出事已有一年的时间,但是他的房间内仍是干干净净,不见灰尘,老人进了这间屋子后习惯性地拿起桌旁的扫帚,简单地打扫了下。她说:“这院子里的、屋子里的东西都是他置办的,进去之后为了还债,能卖的都卖了,他不在了,我也得让这屋像有人住一样。”说罢,老人低下头,瘦弱的身体显得有些抽搐。

老人跪坐在炕上,谈起高玉伦老人总有说不完的话,“我这个儿子最孝顺,以前在家的时候没啥事我俩就看电视,都是我让着他看,他看困了我再看,我最愿意看中央电视台法律频道,现在自己家有犯法的就不爱看了,几天也开不了一回电视了。上了岁数之后,我总有病,一有个头疼脑热的,不管多晚他都给我找药吃,闹个大病就领我去城里看病,都花他自己的钱,从来不跟兄弟妹妹们攀比。你看我身上这身衣服,还有柜子里的东西,都是他给我买的。去年过母亲节,他给我拽到尚志去了,给我买了三套半衣服,还买了双好几百块钱的皮鞋,那是我头一次过母亲节,也不知道他是知道自己要出事还是咋的,就给我买这么多东西。唉,现在挨抓了,看不见了,得接受法律的制裁了,家里的地也没人种,给人家包出去也赚不了多少钱。这日子真没啥意思了。”老人一边说,手中还拿着一家人的照片,细细抚摸高玉伦的影像,时不时还感叹上一句,“这些人里,他最高,最壮。你瞅他乐的,那时候多好,你说他犯啥法呢?”

“在这个屯子里,我人缘还行,他出这个事之后,都挺照顾我,来看我的,陪我唠嗑的人挺多的,也有不少记者来看我,拿这个拿那个的,我就说你们来就来吧,别拿东西了,我一个老太太,吃不了啥玩意,就这么活一天算一天了。他们还给我看他抓住之后的照片,我看了之后好顿哭,你说他咋瘦成那样呢,这得遭多少罪啊,不管他变成啥样我都能认出来,这心啊就像用锥子扎似得。”谈话间,老人的眉头越锁越紧,为了缓和,记者指着桌上一组小孩的相册问老人这是谁。紧张凝重的气氛终于得到了缓解,老人嘴角再现了久违的弧度。“这是我重孙子,就是他孙子,这孩子可出息了,虎头虎脑的,特聪明。”老人的语速明显加快了许多。“现在他儿子一家在延寿县里住,我孙子在县里开挖掘机,出了事之后经常回来看我,有时候我也经常给他打电话,想问问他有没有什么进展,可是一直都没有信啊,是死是活也不知道。现在想见他也见不到了,估计最后执行之前能见到一面吧……”

“如果见到他,我得跟他说,伏法吧,该偿命就偿命吧,法不容情,犯法了咱就得认,该让你咋地就得咋地。”老人从炕头的药盒子中取出药,又到了吃药的时间。“这现在,成天吃药买药,都是大伙给掏的钱,姑娘儿子都给拿,一天都赶上药篓子了,饭都不怎么吃就是吃药。好在出事之后,我还有其他的孩子,对我都很好,本来老三应该在外地打工的,出了事之后,就回来照顾我了,过两天也得走了,不干活不行啊,还得赚钱养家呢。剩我一个人,这要是有病了就得靠四儿子还有乡亲们帮我了,你说这要是他不出事,是不是还能强点?”

走出老人的家,已是夕阳西下。缕缕炊烟飘向空中,路上铺的稻谷散发出淡淡的香醇。今后的日子里,老人依旧会坐在门口的石头上,望着来往的村民,只不过在这些人中不会再有儿子高玉伦的身影。

王大民——哥哥不想再提起的兄弟

王大民被抓后的第20天,此时距离延寿县25公里的六团镇和平村庄部屯,一如王大民越狱前一样平静,从屯子西头到东头,只有平整的水泥路,路上几乎看不到来往村民的身影。王大民的哥哥王大军家的大门敞开着,院内摆放着已经晒好的鱼干,哥哥王大军外出钓鱼去了,只剩嫂子张小凤一人在家。

王大军的家并不大,只有一间卧室,地上整齐地摆着几盆花,墙上挂着一幅张小风亲手绣的“家和万事兴”。屋内一张长约3米宽2米的炕。张小凤说,2013年王大民在家过年的时候,他们三个人还一起挤在炕上睡觉,王大民是她的小叔子,就跟自家兄弟一样。

在家里王大军和妻子习惯管王大民叫二民。得知二民越狱后,平时不太爱说话的大军在家里念叨了一晚上:“二民从小胆子就小,又下雨了,多冷的天啊,往哪跑啊。”当晚两人还商量着,要是二民回来他俩就把他绑了,送回看守所。9月4日在电视上看到二民被抓后,满脸泥的狼狈样子,王大军跟妻子坐在炕上除了哭都不知道该干点什么。张小凤说:“二民刚被抓的前几天,大军几乎没怎么睡过觉,每天就只是不停地在屋里走来走去,或是躺在炕上用被子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,静静地发呆。我问他怎么了,他告诉我说他病了。我知道他其实是惦记二民,但一直憋在心里不说出来。”

王大民被抓一周后,张小凤几乎没再从村民口中听到关于王大民的闲言碎语,王大军的状态也好了很多。二人不再对二民抱任何期望,只是静静地等待着最后的审判。

张小凤说他对二民并不是很了解,1998年,21岁的她嫁给王大军时,王大民18岁,一直在哈尔滨打工,婚后不久就听到王大民进了看守所的消息。出来后大概过了没多久,王大民又被送进了看守所,在张小凤的印象中,王大民每次进看守所几乎都是因为盗窃。如今她与王大军结婚16年,其中10多年的时间,王大民是在监狱中度过的,与王大民相处的时间不超过一年。

王大民20岁的时候,家里曾托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。女孩对王大民的印象很好,两人刚刚相处时间不长,还没到谈婚论嫁的时候,王大民就经常去女孩家谈彩礼的钱,希望女孩家能少要点,两人没相处多久就分手了。“听周围的人说,二民10岁前,他的父亲在县里当老师,家里还是比较富裕的。后来我公公看好了河边的一片稻地,他辞去了老师的工作来种地,可年年都赔钱,还欠了不少外债。可能从那时起,二民感觉家里穷,就特别在意钱。”王大军告诉妻子,二民小的时候,每次家里来人,只要是他不认识的,他就会把人家堵在门口,使劲往外推,嘴里还不停地说着“我家没钱,我家没钱……”

2009年过年前夕,王大民曾从看守所内打来电话管哥哥要钱。“其实二民在看守所的时候,大军曾偷偷给他寄过好几次钱。夏天的时候天热,县里跟大军一起打工的工人都不干活回家休息,只有大军一直坚持着,他说他想给弟弟多挣点钱寄过去。”

直到2013年,王大民出狱在哥哥家过年,相处的20多天中,张小凤才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“那时候感觉他和正常人不一样,整天板着脸,从来都不笑,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二民身体不好,特别瘦,我就想着给他做点豆浆喝,但他却告诉我在监狱里喝够了。”出狱后,王大民很少跟哥哥和嫂子提及监狱内的生活。

一次两人在家闲聊时,王大民突然告诉嫂子“千万不能让孩子说谎,如果发现他说谎,你就使劲打他一顿,以后长记性就不说谎了。”张小凤说他的儿子从来不说谎,开始她也不知道那天二民为什么突然说起这个话题。后来从二民的话语中感觉到,二民是在埋怨他的父母小时候没有好好教育他,导致他成了现在的样子。

关于未来的打算,王大民最后一次出狱后曾跟张小凤说起过。王大民告诉嫂子,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,不会再犯错误了,以后想过安稳日子,打算自己做生意。他说在监狱的时候曾用手机上网认识了一个女网友,30多岁,哈尔滨人,现在在广东省经营一家服装店。王大民在看守所内的时候,这名网友还给他寄过烟和吃的,两人聊得十分投机。“出狱后,二民还用别人家的电脑和那女的视过频。那时候,二民只要有时间就躺在床上和她聊天。经常听那女的在电话里告诉二民,做人要有一颗感恩的心。别看他平时一直板着脸,跟那女的说话的时候可温柔了。我劝他,要是喜欢那女网友,两人可以试着相处、结婚,婚后两人一起做生意。可没多久又犯事了。”

9月23日,王大军去了一趟延寿县公安局打听王大民的情况,但没有得到任何确切消息。“从公安局回来后,王大军就无心再干活了,连着几天也没正经吃口饭。正好赶上这几天下雨没去县里干活,他就去河边钓鱼,一钓就是一天,比打工回来的都晚,回家后也不怎么说话。”趁着王大军不在家,张小凤把所有关于王大民的东西,他的照片、吃过的药,全部收到一个盒子里,藏进了柜子,以免某天王大军看到关于弟弟的东西伤心。

记者拨通了王大军的电话,他表示关于弟弟王大民的事,他没有话要说,而且也不希望有人在他面前再提起这个人。

从三名逃犯迈出看守所大门的那一刻,原本三个普通的家庭,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每个家庭中都多了一个不愿提及但却依然被惦念的名字。至今延寿县“9

来源: 黑龙江晨报(责任编辑:李纪平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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